近200年来，随着流行病学的进步，大部分致命传染病已被消灭，但疟疾仍是横亘在人类生命健康面前的一道可怕鸿沟——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大约40%的人口受疟疾威胁，每年有3.5亿至5亿人感染疟疾，超过100万人死亡。
 
疟疾有多可怕？作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早在2000年前，疟疾的阴影就在全世界飘散。公元5世纪，强盛的罗马帝国版图不断扩大，然而，一场瘟疫却毫无征兆地袭来，每天夺去数千人的生命，一半居民死于此病。
 
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疟疾大流行。20世纪初的云南思茅，曾有3万人口，疟疾反复流行30年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只剩900多人。
 
所有的疟原虫都发源于非洲，至今非洲仍然是受疟疾威胁最严重的地区。有人甚至将欧洲殖民者首先征服的是万里之外的美洲，而不是距离更近的非洲的原因，归结为疟疾对入侵者的强大杀伤力。其掠夺生命的速度，犹如“死神的镰刀”。


 
在无法通过科学手段确定传染源的情况下，古人认为疟疾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古代中医认为疟疾由感受疟邪引起，将疟邪亦称为瘴毒或瘴气。人患疟疾后，会出现急剧高烧、全身出汗、时冷时热，故中国人又称疟疾为“打摆子”。
 
随着医学和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疾病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1880年，法国军医拉弗朗在检查疟疾患者时，偶然用显微镜发现了一种月牙形虫体，由此找到了导致疟疾的真凶——“疟原虫”。他因发现疟原虫而被授予1907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892年，英国医生罗斯在刚吸过疟疾病人血的按蚊的胃里，发现了数百个疟原虫卵囊。因此证实蚊子就是疟原虫传播的“罪魁”。罗斯因这一发现被授予190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面对疟疾的可怕威胁，人类一直在寻找对抗疟疾的办法。传统中医认为，祛邪截疟是治疗疟疾的基本原则，根据征候的不同，分别结合清热保津、温阳达邪、清心开窍、化浊开窍等治法进行治疗。在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最早明确记载了植物常山有治疟的功效。
 
实际上，在疟原虫被发现的几百年前，人类就发现了较为有效的抗疟药物。
 
1630年，西班牙传教士朱安·鲁珀到秘鲁的印第安部落发现当地人用一种叫“金鸡纳”的热带植物的树皮，治疗疟疾有效，他把这一发现记录下来，并由此传播。
 
1693年，康熙患疟疾久治不愈，传教士献上金鸡纳提炼出的药物，康熙很快被治愈，金鸡纳的特效药也在中国获得传播。但金鸡纳树种植难度大，本身具有严重的副作用，有时比疟疾更致命。
 
直到1820年，一位法国医生在金鸡纳树皮中提纯出了有效抗疟成分——奎宁后，人类似乎找到了一只“抗疟”的盾牌。


 
“一战”爆发，美国从海上封锁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切断了欧洲对奎宁这一重要战略物资的供应。无奈，德国只好通过化学合成发明了与天然奎宁化学结构相近的人工合成抗疟药氯喹。
 
德国人一直对氯喹保密，直到“二战”时，北非的美军从被俘的德国士兵身上搜到一种白色药片，经检验分析才得知。同样剂量的氯喹，疗效是奎宁的10倍，而且副作用小。美国人迅速合成出这一“神药”，二战期间美国生产了数以吨计的氯喹，其对战争的作用超过很多武器。随着氯喹迅速普及，全球疟疾死亡率也明显下降。
 
原来，疟原虫，这种已经存在了大约3000万年的生命体，在抵抗药物过程中已形成了抗药性。1960年，氯喹和其他抗疟药的治愈率接近95％以上，但是几年后降至20％。疟疾再次露出狰狞面孔。
 
这种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微小生物，为何具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专家解释，当疟原虫在蚊子胃里发育成熟后，游到蚊子的口器中，在蚊子叮人时进入人体，顺着血液侵入肝脏，在肝细胞中，一只成虫能无性繁殖出数百个新个体。几天后，成千上万个疟原虫冲破肝细胞，再次进入血液中的红细胞，目的仍是疯狂繁殖……疟原虫在红细胞内靠吃人的血红蛋白维持生命，之后会排泄代谢物，等红细胞一崩解，代谢产物全进入血液时，就会对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很强的刺激作用。第一反应就是应激反应，会导致人发烧。当大量恶性疟原虫进入血液后，会导致血液无法流动，这就是疟疾致人死亡的原因。
 
据《科技日报》报道，由我国药学家屠呦呦和她的团队研制出的青蒿素药物至今仍是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抗疟药物。12月1日，在线发表于美国Cell（《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突破性研究表明，这一药物或许还可以拯救数亿糖尿病患者。
 
来自奥地利科学院CeMM分子医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科学家们检测了大量已批准药物对人工培养的α细胞的作用，结果惊喜地发现，青蒿素能够让产生胰高血糖素的“细胞”变身“产生胰岛素的”细胞。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Stefan Kubicek表示，胰岛素的绝对和相对缺乏以及胰高血糖素信号通路的过度活化是导致糖尿病的两个主要原因。用能够分泌胰岛素的新细胞取代患者体内被破坏的β细胞有望成为治愈Ⅰ型糖尿病一种简单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先前有研究表明，当β细胞极度缺失时，α细胞能够补充胰岛素产生细胞。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表观遗传调控分子Arx被鉴定为关键分子。然而，科学家们只是在活体模式生物中观察到了这一效果，是否周围细胞（甚至远处器官）的其他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完全是未知的。
 
为了排除这些因素，Kubicek的研究小组与诺和诺德小组合作，设计了特殊的α和β细胞系，从所处环境中分离出它们后进行分析。研究证明，Arx缺失足以赋予α细胞新“身份”，并不依赖于机体的影响。接着，科学家们开始探索青蒿素重塑α细胞这一作用背后的分子模型。结果证实，青蒿素结合了一个称为Gephyrin的蛋白。Gephyrin能够激活细胞信号的主要开关——GABA受体。随后，无数的生物化学反应发生变化，导致了胰岛素的产生。同日，发表在Cell上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小鼠模型中，注射GABA也能导致α细胞转化为β细胞，表明两种物质靶向了相同的机制。
 
青蒿素的长期作用需要进一步测试。Stefan Kubicek认为：人类α细胞的再生能力还是未知的。此外，新的β细胞必须不受免疫系统的攻击。但我们相信，青蒿素的发现以及它们的作用模型可以为开发Ⅰ型糖尿病的全新疗法奠定基础。
 
在该研究公开后，记者就此联系了屠呦呦青蒿素研究团队成员、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药理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廖福龙。
 
“这是一项非常新的研究。”廖福龙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我们也在对青蒿素进行抗疟药物以外的其他适应症研究，但暂时不会转入糖尿病这个领域。”
 
廖福龙表示，目前青蒿素研究团队的研究方向是青蒿素治疗疟疾的原理，其重点是青蒿以及其他相关成分进入体内后的代谢过程、与疟原虫的相互作用等。


 
“如果青蒿素的作用机理能明确的话，之后也能加快其他适应症领域的研究。”廖福龙说。据他介绍，屠呦呦团队在青蒿素应用领域目前专注于抗疟、免疫药物和抗肿瘤三个方面。除了已有的青蒿素抗疟药物的研发，团队在免疫药物尤其是治疗红斑狼疮方面进展最为明显。
 
“我们刚刚在治疗红斑狼疮的应用上走出了一小步。药物适应症的研发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青蒿素潜在用途要在一项研究中慢慢发现，目前我们选定的方向是免疫疾病的治疗。”廖福龙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今年9月，云南昆药集团宣布，拟以里程碑付款（分阶段付款）的方式，出资7000万元，向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购买其所持有的屠呦呦教授团队开发的双氢青蒿素片新适应症-红斑狼疮研发项目临床前研究所取得的相关专利及临床批件。
 
青蒿素是从植物黄花蒿茎叶中提取的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药物。其对鼠疟原虫红内期超微结构的影响，主要是疟原虫膜系结构的改变，该药首先作用于食物泡膜、表膜、线粒体，内质网，此外对核内染色质也有一定的影响。提示青蒿素的作用方式主要是干扰表膜-线粒体的功能。可能是青蒿素作用于食物泡膜，从而阻断了营养摄取的最早阶段，使疟原虫较快出现氨基酸饥饿，迅速形成自噬泡，并不断排出虫体外，使疟原虫损失大量胞浆而死亡。体外培养的恶性疟原虫对氚标记的异亮氨酸的摄入情况也显示其起始作用方式可能是抑制原虫蛋白合成。
 
适应症
 
主要用于间日疟、恶性疟的症状控制，以及耐氯喹虫株的治疗，也可用以治疗凶险型恶性疟，如脑型、黄疸型等。亦可用以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与盘状红斑狼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