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仪式也不仅仅只在私人社会的层面上产生影响，在更加广大的层面上，甚至说决定性的政治生活之中，宗教仪式也可以说发挥着其特有的功能。比如augur（占兆官）就可以通过宣布不吉的征兆来阻止官员的任免和法令的施行。著名的保民官格拉古兄弟的父亲大格拉古就曾经为了能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功勋以举行凯旋式，而在年末的时候通过占兆官发布不吉的征兆来迫使次年的执政官西庇阿·纳斯卡辞职，从而延长自己的任期。

这种为了私利滥用宗教力量的方式虽然屡见不鲜，但它充分展示了，一种政治威权的树立，也必须要宗教力量的背书才能名正言顺。从另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解释，那就是宗教仪式本身成为了政治的一种稳定器，它让过分脱离常规和惯例的行为不至于破坏社会和国家组织的机能。

今天认为罗马的宗教组织的建立要归功于王政时代的第二位王——努玛·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以至于有时候我们都称其为“努玛教”，当然也不是字面上展示的那种意思。在拉丁语入门者开始学习阅读的时候，尤特罗比乌斯（Eutropius）的《建城以来简史》（Breviarium Ab Urbe Condita）是时常用到的读物。

这本小册子关于努玛王的记述一共三句话，其中描写努玛王的功业之时，这位四世纪的宫廷机要秘书写道“infinita Romae sacra ac templa constituit”（他为罗马建立了无数的神庙）。不过是时的罗马人还没有诞生出“政教分离”之类的观念，因此高级祭司实际上也是某种国家高级官员，并且同样为贵族们把持。